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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和八路军向华北敌后发展时不同的许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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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和八路军向华北敌后发展时不同的许多新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一个以战略相持为特点的新阶段。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日本在武汉和广州战役中几乎倾注了全力。进攻武汉动用的兵力达十四个师团,进攻广州也用了三个师团,共占当时日本陆军总兵力的半数。这是自卢沟桥事变一年多来日方使用兵力最多的一次,而且对两地的进攻几乎集中在同一个时间内举行,反映出他们力图“速战速决”,以摆脱长期作战带来的严重困境,但结果并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对华侵略所能使用的兵力几乎已达到极限,已无法继续保持原有的进攻势头,不得不陷入他们极不希望看到的相持状态,把重点转向巩固已有的占领区,以期“以战养战”,并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
  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这时已迁到重庆。随着局势的变化,国民党最高当局的不同集团分别出现新的重要政治动向。
  一向宣传民族失败主义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突然从重庆跑到越南河内,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发出所谓“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的《中日两国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的声明,主张停止抗战,对日求和,彻底暴露了卖国乞降的面目。全国范围内群情激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讨投降活动的热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也把他永远开除出党。
  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没有和汪精卫一起投降,继续留在抗日战争的阵营内。这是值得赞扬的。但在他看来,日本军事进攻的威胁已较原来大大减轻,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在敌后的迅速发展却使他越来越忧心忡忡。他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日记回顾这一年时写道:“共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几天后,他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六日的日记中把话讲得更明白:“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沦陷区游击队之纷乱无系统”等四端,“应定切实对策,方足以消弭殷忧也”。从蒋介石日记里透露出的这些内心变化中可以看出:他已把关心的重点从对日作战转向防共反共方面,虽然他这时还没有公开说出来。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各地制造的磨擦活动也明显增多起来。周恩来在给延安的电报中说:“目前事实如杀人、捕人、封报、攻击边区、甚至武装冲突,磨擦且益加甚,此必须迅速解决,以增互信。”①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汪精卫叛逃事件。毛泽东在会上说:“蒋介石近来在军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动上都表现是进步的,但在进步中更要限制我们。蒋之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磨擦增加。”他提出:“我党对目前事件的方针是‘拥蒋反汪’。”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致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希望推动国民党向好的方面发展。
  但是,事情并没有如中国共产党所期望的那样来发展。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虽然在开会词中谈到现在是第二期抗战开始的时候,谈到要抗战到底,不能半途而废,但他把抗战到底解释为只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更严重的是,会上原则通过要限制异党活动(四月十四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密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训令)。会议公开发表的《宣言》中说:“本会议郑重声明,吾人绝不愿见领导革命之本党发生二种党籍之事实,更不忍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完成革命建国一贯之志业,因信仰不笃与意志不坚,致生顿挫。”③会议通过的《关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写道:“今后,本党应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④这些话,矛头显然都是指向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五中全会,成为抗战期间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
  尽管如此,这时蒋介石仍主张继续对日抗战,严厉谴责汪精卫的投降活动,他的防共反共的全盘打算主要是在内部酝酿和布置,没有完全公开出来。因此,这时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共关系这个问题需要谨慎而恰当,留有余地,并且继续观察。
  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国民党五中全会后的形势及党的方针。毛泽东已经敏锐地警觉到国民党内妥协磨擦的危险倾向在发展,特别是蒋介石本人的态度在发生变化。他在会上批评国民党五中全会的错误是“依靠外力,只打到卢沟桥”。“国民党的政策是一贯的,在五中全会是再一次表现。”关于国共关系,他认为,国民党的妥协倾向与磨擦倾向也是错综复杂的,主张执行联共同时又防共的中间政策的占多数,我们应该增加左翼力量,争取中间派。蒋介石将处于中间派地位。“过去,我们只与汪精卫斗争,没有与蒋介石直接斗争。抗战中如何打法,我党一贯与蒋介石斗争。在前年的斗争方式是尖锐的,去年较和缓,但斗争是没有停止的。今后我党方针还是不要太尖锐,要坚韧。”“我们要阻止妥协磨擦危险倾向的发展,主要方针是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争取中央军,发展八路军游击队。”他说:只要我们有力量造成抗战的局面,就能逼迫蒋介石不得不继续抗战。⑤
  此前,他在中央党校作《反对投降主义》的讲演,提醒大家在反对民族投降活动的同时要注意反对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他说:最近为止,我们得了许多材料,很多材料、很多小册子发给国民党党员,要防止共产党,而且要采取攻势。什么叫防止?就是不让共产党发展。什么叫攻势呢?就是他们提出的“一个党、一个主义、溶共”的政策,就是说要取消共产党、溶化共产党、取消共产主义,他说:“统一战线又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古时人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也是说统一里有斗争。”“我们对无理之话一定要反对,因为它是真正破坏统一战线的。”他在讲演的最后说:对国民党的磨擦,“我们有两条原则:第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即是说人家不捣乱我,我就不打人;第二条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原则要抓得紧,一定要有劲。”“这样,才能真正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日寇”。⑥
  对蒋介石正在日益加强的防共反共活动,毛泽东主张进行必要而适度的反击。当时,国民党正准备召开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南方局:因国民党五中全会对民主民生问题一无表示,对我党态度仍不甚好,而且指令各地对我党我军我边区采取进攻方针,并增加磨擦对抗,对前次参政会决议也未见实行,因此,我参政员对本次会议宜采取较冷淡态度,以促蒋及国民党反省。⑦随后,毛泽东和王明又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并转蒋介石:“因事不能出席本届参政会,特电请假。”⑧
  这时,共产党内有人存在一些糊涂观念,认为既然中国共产党在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中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那末,国民党提出“一个党一个主义”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毛泽东为此作了说明。他在抗战以来早已一再说过,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国民党部分地实现了民族主义,表现在实行了对日抗战,但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没有实行。这些,已经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当局对待“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不同态度说清楚了。针对党内一些人的糊涂观念,他又提出,蒋介石用三民主义来同我们斗争,“我们抓住三民主义,用三民主义压倒他们”⑨。他多次到中央党校等部门讲演,说明国共两党对待三民主义是有区别的。他说: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实行的是三民主义,将来是社会主义,一定要把三民主义(现在的)变为社会主义(将来的),这一条我们不能放弃也不应该放弃。我们跟友党讲亲爱,讲团结,这是对的,而同时要大大发展我们的党,不要因讲亲爱、团结而放弃了自己的任务。”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三民主义是到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正如西安到延安,洛川是必经之路一样,现在我们实行三民主义,哪个说我们将来不实行社会主义?”⑩
  三月十二日,蒋介石借孙中山逝世十四周年纪念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宣布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规定它的共同目标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其实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变相提法,是为了对付共产党的。四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毛泽东提出要“利用他们的东西来反对他们,压倒他们”。⑾
  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作《关于国民党所号召的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的报告。他说:“共产党是历来号召全国总动员的。”国民党所号召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有积极的东西,也有消极的地方。一方面号召全国人民对抗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对付共产党的。”我们的任务是“要使它得到一个正确的方针,使它有利于‘打日本,救中国’”。⑿
  五月一日,延安各界在延安南门外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讲演。说:“大家宣誓:反对汉奸,拥护抗战,集中力量,集中意志!干什么呢?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我们中国在危难之中挽救过来,改造过来,变成一个新中国。”“我们要打到什么程度呢?要打到鸭绿江边!要收复一切失地!不达目的,决不停止。”“今天,延安各界,党政军民,各机关,各学校,在这里开会,举行宣誓,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纲领,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一定要打倒我们的敌人,一定要建设我们的新中国!”他强调指出:“汪精卫要把力量集中到他的汉奸阵线上去,集中到降日阵线上去,行不行呢?万万不行的!有些捣乱分子、磨擦专家,不是把力量集中而是把力量分散,对不对呢?完全不对的。所以一切意志要完全集中在最后胜利一点,一切力量是要完全集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处,决不能够违反。有违反的就要反对,就要打倒”。⒀毛泽东接过蒋介石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口号,来揭露和批评他,这在斗争策略上是无懈可击的、十分高明的。

一九四○年下半年,毛泽东从对国内外局势的分析出发,一再向党内发出警告: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来应付突然发生的事变,应付最危险最黑暗局面的到来。这种危险果然很快就出现了,那就是国民党顽固派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同一年前那次反共高潮不同,这时斗争的焦点已从华北转移到华中。

  随着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颁布,国内政治形势一天天恶化。在河北、山东、陕甘宁边区等地,国民党内的顽固派不断制造同八路军的军事磨擦,事件层出不穷,令人不安的消息不断传来。事态越来越严重。一味退让,只能使对方更加得寸进尺,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因此,毛泽东在这年年初已经提出反磨擦的问题。他说:大革命的“亡党之痛”提醒我们,“要国民党进步,没斗争是不行的”。⒁他还在内部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但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在行动上仍采取十分克制的态度。
  毛泽东指示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尽量通过谈判来妥善处理与顽固派的磨擦问题,以维护团结抗日的局面。
  那时,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事件的重点地区。他们派了十九个步兵军和两个骑兵军,还有三个保安旅和十七个保安队,共约四十万人对边区进行包围与封锁。他们还向边区许多县派去国民党的县长、县党部和保安队。毛泽东在一封电文中曾描述道:“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毁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⒂这一切,迫使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认真对付。当年担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的萧劲光在回忆录中说:“陕甘宁边区的整个反磨擦斗争,自始至终都是在党中央,特别是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对斗争情况了如指掌,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他善于把高度的原则性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善于从斗争实践中,及时发现和提出问题,及时归纳、总结经验,并及时提醒我们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许多重要的策略思想和斗争原则,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虽然是随着斗争的发展到后来才陆续向全党提出来的,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开始就从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言传身教中贯彻了这些思想和原则的基本精神的。”⒃那时,以萧劲光的名义发给蒋介石、胡宗南以至国民党的师长、专员的电文声明、布告等,基本上都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不少还是他亲自起草的。萧劲光回忆毛泽东在修改时字斟句酌、煞费苦心的状况时说:
  “毛泽东同志在修改电文时,多次加了这样一些话:‘边区二十三县范围为蒋委员长所指定’,我军‘对原定二十三县并未越出雷池一步’。这样写理由很充分。边区二十三县是你老蒋亲口承认,又经过国民党的正式会议讨论才决定下来的。现在你又派兵来侵占,出尔反尔,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在修改我给蒋介石等人的一份通电中,毛泽东同志反复推敲,最后改写成这样一段话:‘目前日寇以一师团之众大举西犯,柳林、军渡相继失守,我河防部队正尽一切力量,予以痛击,连日战斗甚为激烈。大敌当前,覆舟堪惧,后方纷争,实属不宜再有。苟一方拼死杀敌于前,他方复乘机争夺于后,则不啻以刃资敌,前途危险,何堪设想!?’这段话里的潜台词,是在警告顽固派不要继续与日伪勾结。
  “在修改我致程潜、朱绍良的一份电文时,毛泽东同志加了‘据闻一切行动均系根据新颁处理共党问题方案,下级不过照此方案执行而已’一句,点明下面的人制造磨擦,上面是有‘根’的。”
  萧劲光在叙述这些情况后写了自己的体会:“认真琢磨他修改的词句,对于怎样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策略,我心中就更有数了。”⒄

  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华中地区,处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连结八路军和新四军之间的枢纽,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当日本侵略军占领华中地区以后,在敌后同样有着一大片可以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广阔空间,这里的人民同样热切地期望有人能领导并组织他们起来打击侵略者。
  毛泽东在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展开大体完成后,很快就把眼光投射到这块重要地区上来。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任务。他说:“为了策应正面主力军的战斗,为了准备转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又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他强调:“现在就应该准备这一形势的到来。”①会后,周恩来在一九三九年春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帮助他们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正确方针。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华中敌后,负责指导华中工作。
  新四军向华中发展,面对着和八路军向华北敌后发展时不同的许多新的困难。首先,新四军是抗战开始后由原先分散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指挥系统以前并不统一,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也比八路军差,需要经过整编训练,再开赴前方作战。其次,华中大部分是平原、湖沼、水网,地势不利于游击战争的初期发展。再次,新四军组建比较晚。军部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才成立。一九三八年二月,军部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的岩寺集中,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竹沟集中。当他们进行整编训练后准备开赴华中敌后时,华中敌后的政治形势已比八路军初入华北时要复杂得多,新四军不仅要同日军作战,而且要时刻防备国民党顽固派从背后来的袭击。刘少奇曾叙述过这种情况:“由于敌人的进攻,国民党最初对敌后的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他们惊慌失措,退却逃跑。那时敌后是空虚的。到了这时候,国民党逐渐了解了敌后的具体情形,又看到我们在华北敌后的大发展,它对于敌后的观念有了改变,觉得敌后还是可以经营的。国民党最初是不愿到敌后去的,而指令我们到敌后去抗战,他们自己站在后方。然而在此时,他们就大胆、积极地向敌后伸展,恢复他们在敌后的统治,并严格限制与排挤我们。”②
  当时主持新四军工作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组建新四军的工作中是有功绩的。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缺乏远大的战略眼光,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他过分夸大了面对的这些困难,举棋不定,贻误了新四军向华中敌后发展的最好时机。
  一九四○年初,新四军的兵力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驻在皖南;陈毅、粟裕率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开辟苏南根据地后成立江南指挥部;张云逸率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辟皖东根据地后成立江北指挥部。
  这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应该放在哪里?对这个问题,有着两种不同意见。刘少奇到中原后向中共中央建议:抽调八路军一部南下,而在江南的新四军渡江北上,大力发展苏北。项英则认为:华中的南部各省在政治上和群众基础上都对我有利,北部的发展也必须有南部配合,况且驻皖南的部队要北渡不但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因此,他主张:努力发展和增强皖浙赣等地的工作。
  面对这样两种意见,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等在一月十八日举行中央书记处会议,经过研究,决定支持刘少奇的意见。十九日,王稼祥起草了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并东南局电,指出:“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彭雪枫部由三连人发展到十二个团,李先念部几百人发展到九千人),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十余师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一个到二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的发展华中力量。”“由江南抽兵到皖南,请考虑,因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③十天后,毛泽东和王稼祥又致电项英、叶挺,强调“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并要求他们“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为紧急时用”。④根据这个要求,新四军江北部队立刻抓紧时机向皖东敌后发展,到三月间就从原来的五千人发展到一万五千人左右,为向苏北发展开辟了道路。
  新四军刚取得一点发展,蒋介石立刻命令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桂系将领李品仙,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等部向江北新四军进攻。这是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在华中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信号。
  面对这种严峻局势,毛泽东立即发出“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的警告,并且及时作出如下部署:“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他提醒处在国民党军队三面包围下的皖南新四军军部:“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⑤四月一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要求八路军立即抽调四万至五万人的兵力,在三个月内外到达华中,增援新四军,创建新的敌后根据地。
  遵照毛泽东的部署,江北的新四军以劝告和争取的态度暂时制止了桂军的东进,同时在军事上击退了苏北方面韩德勤的进攻。
  四月初,蒋介石要求朱德、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华中问题,顾祝同也邀请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赴上饶商讨新四军的活动区域。毛泽东已经清醒地看到:“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已下了这样的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实际。”⑥但从大局出发,他仍同意周恩来去重庆通过谈判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他又起草给彭德怀、黄克诚、刘少奇等的电报说:蒋介石“与我谈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的企图。但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第三,此次蒋令韩德勤、李品仙、李宗仁、卫立煌及所有鄂豫皖苏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⑦
  这时,蒋介石已打算将军事进攻的重点从江北移到江南。他们分析江南新四军的情况后认为:“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⑧。因此,顾祝同在谈判中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军全部南调,以便切断新四军和八路军会合的可能,并使他们集中到苏南狭小地区后再加消灭。
  对国民党的这种企图,毛泽东已有察觉,他认为,新四军在苏北有力地打击韩德勤部的进攻后,顾祝同一定会对皖南、江南的新四军采取加紧压迫的手段。他最担心的是皖南的情况,因为停留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北面是受到日本军舰严密封锁的长江,东、南、西三面都有国民党的重兵,随时有被突然袭击的可能。他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⑨等问题。稍后又电告项英:“顾(祝同)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唯决不可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为有利。”⑩
  江南的新四军正处于险境之中,这已是十分清楚的事实。但对如何走出险境,项英同陈毅、粟裕之间又出现不同意见。项英认为:“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局势日益恶化”,主张“江北之叶(飞)、张(道庸)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⑾陈毅、粟裕则认为“皖南地非敌后,处在三战区包围圈中。苏南是我军对日作战和向东向北发展的基地。而且以当时我军的兵力来看,暂难在皖南、苏南两处应敌。为此,我们建议皖南军部率部即向苏南靠拢”。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支持陈、粟的意见。四月二十六日,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并再次重申一条重要的原则:“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⒀
  局势已日见恶化,而项英的犹豫不决只会使正在恶化的处境更加恶化。五月四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南局及新四军的指示,对项英提出尖锐的批评:
  “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采取相反的估计和策略,以为我愈发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抗日,或者以为现在已经是全国分裂的时候,国共合作已经不可能,那就是错误的了。”
  “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⒁
  这个指示到达后,陈毅立刻率部北渡长江,挺进苏北,打破了国民党打算消灭在苏南地区的新四军的图谋。但项英仍固执己见,没有东出苏南同陈毅部会合,丧失了转移的时机,对国民党军队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也仍然不作准备,这就使皖南新四军军部陷入愈来愈危险的境地。

  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却视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克制态度为软弱可欺。反共磨擦事件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国民党在河北的“磨擦专家”、河北民军总指挥(以后又任命他为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张荫梧公开叫嚷:“八路军怕统一战线破裂,我们无论怎样做,进攻是没有问题的。”他乘八路军反击日军“扫荡”的机会,从背后偷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残酷杀害八路军官兵四百多人。六月十二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又包围湖南平江嘉义镇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杀害通讯处负责人、新四军上校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毛泽东得到报告后义愤填膺地说:“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⒅
永利皇宫手机版网址,  面对步步进逼的这种横逆,中国共产党人已无法继续退让,否则,敌后抗战的成果会重新丧失,抗战大局会遭到严重破坏。
  六月十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对投降问题的报告。他指出:抗战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巩固发展的。国民党存在投降与继续抗战的两种可能性,中国共产党要从坏的可能性作准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精神上没有准备。“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但他还是强调:“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
  七月七日,中共中央发表由毛泽东、博古改定的《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宣言》中明确地提出了三条中心口号:“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七月十二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县、区长联席会议上作报告,提出“保卫边区”的任务。他说:“现在有些顽固分子,他们讲磨擦。他们说要把我们的边区磨掉。我们呢?我们说要把边区保卫起来。过去是创造边区,现在是要保卫边区。”“因为顽固分子他死顽固,他磨擦来,你一定要磨擦去。你如果不磨去,他会愈磨愈凶起来。你磨了去,好比在他的头上打了一下,使他的头不敢再钻进来。他就想一想,还是不磨吧,讲亲爱。这个时候我们也同他讲亲爱,请他喝茶,大家讲和平。所以磨擦是对付顽固分子,结果还是讲亲爱。但是有一个原则,我们不要先打人,人家打来了,我也打过去。磨擦的最后目的是讲和,磨擦是讲和的最好办法。但是不是要磨擦下去,像从前十年内战一样呢?那我们也不赞成那样搞的。”⒆
  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的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改为《必须制裁反动派》)他说:在平江这个抗日的后方,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负责同志涂正坤、罗梓铭被反动派杀死,“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要抗议!”“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种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为了这个,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⒇
  从七月三日至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多次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内外形势、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在会上说:“在国民党开始进步时(由内战转到抗战时),全国团结统一空气高涨,妨碍统战开展的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在国民党退步时(二月起)妨碍统战开展的危险,便是怕磨擦破坏统一战线。”“到磨擦到尖锐时的危险,可能最容易忘记同一性,易于忘记三民主义与统战策略。将来可能只顾磨擦忘记了统一性。目前党内要进行阶级教育。”(21)
  聂荣臻后来回忆:“当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反磨擦斗争,就在全边区展开了。”(22)
  八路军被迫进行还击的第一个目标,从粉碎张荫梧的进攻开始。
  八月上半月,乘八路军在艰苦环境中同围攻根据地的日军进行生死搏斗时,张荫梧又两次从背后袭击八路军,杀害八路军工作人员。八路军在反击中缴获张荫梧部下勾结日军共同向八路军进攻的密信。这种状况已使人忍无可忍。八月十五日,朱德和彭德怀联名致电刘伯承等并报毛泽东、王稼祥,提出对河北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方针和部署,指出:对张荫梧这样的顽固分子要加以打击并全部歼灭之。这个意见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刘伯承接电后,在八月二十四日一举将张荫梧部大部歼灭,二十七日又全歼他的残部,共歼四千五百人,张荫梧只身逃跑。不久,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将张荫梧撤职查办。这对国民党内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这时,国际形势又发生新的重大变化。一九四○年六月五日,德国对法国发动全面进攻。五天后,意大利向英、法正式宣战。在德国军队闪电式的进攻下,同月二十二日,法国贝当政府向德国投降。英军从欧洲大陆退守本土。国际形势的大变动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抗战。日本企图在英、法无暇东顾之机加紧进攻中国和侵略南洋。七月二十三日,日本大本营发出:“迅速处理支那事变”⒂的命令。
  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两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时局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透辟地分析了法国投降、英国从欧洲大陆撤退后的国际形势及其对中国抗战的影响。他指出:英、法失败将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促进德、意、日扩大战争胜利的贪欲;另一方面,又驱使美、英和法国的残余不得不对抗德、意、日。对中国说来,“从英、美、法方面发动的东方慕尼黑危险,已经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说很大地减少了”。“中国投降危险的主要来源,已由英、美、法移至日、德、意,而日本是策动中国投降的最主要的外来力量”。对国内的阶级关系,他一直主张作好两手的准备: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又要力争时局的好转。这时,他对国内时局的好转抱着比前一时期乐观的态度,认为中国目前的抗战形势是:“一方面投降危险空前的增长了,一方面好转的因素亦增长了”,“总的形势是于抗战有利的”。他还指出能够推动时局好转的两个因素是: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是迫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最主要的国内因素;国民党党内与党外存在着广大的中间势力,还保存着更多的积极性,这也是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一个重要原因。⒃这个分析,同他在三月间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思想是前后一贯的,并且把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放在更明显的地位。
  根据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并为《新中华报》撰写了纪念抗战三周年的文章《团结到底》。在这篇文章中,他深情地写道:“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共产党员要作抗战的模范,也要作团结的模范。”“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⒄
  在形势转变关头,使高级干部正确地掌握党的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七月六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向延安高级干部作《目前形势的特点和党的政策》的报告。他说:“中国处在新时期中,空前困难时期与空前投降危机是快要到来了。”“今后的一年将是异常困难的一年。”但“全国统一投降、统一反共是可能避免的”,“我们的方针即是避免此种可能,逐渐争取好转”。他提出:在反共高潮稍见减退的情况下,对国民党应强调团结;要继续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但应“限制在战区、敌后及边区二十三县”;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中的“左”倾错误,但右倾也要反对。毛泽东在分析中间势力还保存抗战积极性时,提醒大家:“中间势力的成分现在比前次更有了新的补充,把国民党中央军的大部分也放在里面了。中间势力观念在党内尚未普遍,这是要注意纠正的”。⒅
  他在十三日为这次会议的讨论作总结时,又专门谈了团结和斗争的问题:“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以团结为主还是反共为主而定。”“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不论哪一方面(政治、军事、文化)目前时期都以团结为主。但不论哪一方面都同时又斗争,因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是没有变化的。”“即在目前时期,某些地方,反磨擦斗争还可表现为地方高涨,例如苏北。”⒆
  毛泽东自己也积极从事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六月间,他几次会见到延安访问的南洋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等,向他们详细介绍国内抗战情况和两党磨擦问题。当年随陈嘉庚一起到延安的庄明理回忆:“陈先生在延安会见了毛主席,心里十分畅快”。“延安之行以及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见给陈先生留下很好的印象,从此把战胜日寇,祖国抗战必胜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⒇
  然而,形势的发展表明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的估计还是乐观了一些。蒋介石把国际形势中几大力量相互对峙的局面看作他“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大好机会。七月一日至八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十六日,他们提出一个“中央提示案”,要求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归陕西省政府指导;划定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区域限制在冀察两省、鲁西北及晋西北一部,并严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上述规定地区。这就使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陷入僵局,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返回延安。
  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四日、七日、八日,中共中央开了五天会,听取并讨论周恩来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和南方局工作的报告。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充分肯定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工作,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有了很大发展,注意了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是一个中心问题。他强调今后要更加重视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他说:“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过去对南方及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方面。中央今后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的战区。”(21)中共中央把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放在全局中如此重要的地位,在以前很长时间内还没有过。为了推动形势向好的方面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回到重庆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各根据地在加紧对日本侵略军作战的同时也要做好反磨擦的准备。
  从八月二十日起,八路军在华北的正太铁路沿线同时向日军发起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这次战役,八路军共出动一百○五个团,二十多万人,到十二月上旬基本结束,史称“百团大战”。八路军前后作战一万八千次,毙伤日军二万余人、伪军五千多人,俘虏日军二百多人、伪军一万八千多人,八路军伤亡一万七千多人。
  正当八路军在华北同日军浴血苦战时,蒋介石却加紧在华中部署对新四军的进攻。他认为新四军在苏北的力量比较弱,争夺华中可“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九月三日起,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所部分两路大举南下,向已由苏南渡江北上的新四军陈毅、粟裕部进攻。新四军多次呼吁韩德勤停止内战,并一再退却。韩德勤自恃兵力远远大于新四军,一再进逼。二十七日,陈毅明确表示:退到黄桥,决不再退,省韩进攻,只有自卫。中共中央这时调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增援。黄桥决战前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之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22)十月四日,韩德勤以多于新四军守军一倍的兵力向黄桥发动总攻。新四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经过四天激战,歼灭韩部主力一万一千人。接着,新四军请曾任江苏省长的苏北著名爱国人士韩国钧到韩德勤处斡旋,却遭到拒绝。韩国钧回来气愤地说:“和平无望!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准备自卫吧!”(23)国民党顽固派这次进攻黄桥的惨败完全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刘少奇后来在总结时说:“很明白,如果顽固派在我们的任何一次和平提议之后,停止进攻,那他们也不会弄到那种地步的。”(24)
  黄桥战役后,新四军在苏北敌后站稳了脚跟。十月十日,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的先头部队同新四军北上的先头部队会师,打通了华北和华中联系的通道。黄克诚在《自述》中写道:“黄桥决战的胜利和八路军南下与新四军会师,为确立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并对以后抗战形势的发展有重大影响。”(25)中共中央随即决定由陈毅统一苏北军事指挥,刘少奇在苏北与陈毅会合后布置一切,毛泽东十分重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作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由于江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心地区,因此,毛泽东在十月十四日发来的电报中就特别强调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他指出:“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26)

  正当中国国内磨擦迭起的时候,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纳粹德国在先后占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后,又向波兰大举进攻。九月三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国际形势的这种巨大变动对中国的抗战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九月七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所写的社论《国际新形势与我国抗战》。社论中说:帝国主义战争扩大这一新的国际形势可能对中国抗战产生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然而,最主要的,是中国本身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始终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坚持内部团结,尤其是国共合作的方针,坚持力争全国进步的方针,那末,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可以缩短时间,减少牺牲,而取得抗战的胜利,就是在更困难的形势下,我们同样可以而且一定能够克服一时困难,进而取得抗战的胜利。”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会见随同北路慰劳团来延安的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和《新民报》记者张西洛。当记者问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时,他回答:“我以为,相持阶段是有条件地到来了。”当然,“说敌人的大规模战略进攻和我们的战略退却在一定条件下基本上已经停止,并不是说一切进攻的可能和一切退却的可能都没有了”。当记者问到所谓“限制异党”也就是各地磨擦的问题时,毛泽东激动起来了。他说:“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点的,这就是抗日。所以现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问题,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问题。”由于记者问到共产党对待所谓磨擦的态度,毛泽东回答:“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在这一年的早些时间,毛泽东已经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个原则,但那是在内部讲的,这一次是通过答三位记者问的形式第一次向全国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态度,同时说明这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谈话最后,毛泽东把中共中央在七七宣言中提出的三大政治口号用更简洁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三大政治口号,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期的基本口号,在全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帮助许多人清醒地认识到国内政治局势中正在步步上升的严重危机和分清是非的标准。
  几天后,毛泽东再次见到来延安访问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斯诺一开始就讲到,他在重庆访问国民党一个将军,那个将军说:现在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中国只有一个合法的党——国民党,一个合法的政府——国民政府,“边区政府”都是完全非法的,终究必被取消。他在西安又访问另一个将军,也是这样说:中国除国民党外,再没有其他合法的党了,共产党在与蒋委员长表示一致之后已不复存在,因此,现在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的。毛泽东回答说:“中国早已有实际上的统一战线,在大多数人民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动中,已也有了名义上的统一战线。”“别的政治集团怎么讲,我不知道,说到共产党,那末,从它诞生的一天起,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从来也没有过一天半天一小时或者一分钟放弃过它的独立性,从来也没有向什么个人或什么集团或什么党派屈服过。要共产党屈服,这大概是比上天还要困难些吧。”
  当谈到抗日和民主的关系时,毛泽东说:从抗战以来,国民党政策上的变化是不打内战而打日本了,但在民主民生方面,还是没有什么变化,依旧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这种独裁引起了全国的不满,非得变更一下不可。”“现在全国人民都很着急,中国不改革政治,不实现民主,不但不能打胜日本,而且一定要亡国的。”(23)
  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还会见了率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到延安访问的南北总团团长、国民党元老张继,北路团长贺衷寒、副团长王右瑜,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著名抗日将领、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以及来自各国的友人。向他们广泛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决心和诚意。这对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合作有重要作用。

  十月十九日,国民党方面由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电报,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收到电报的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并从已有的五十万人缩编为十万人。这封被称作“皓电”的电报,是国民党发动更大规模反共高潮的开端。
  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收到周恩来从重庆发来的电报,对形势作出这样的判断:目前国民党方面的种种情况“均证明反共高潮是在着着上升,何白十九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如果国际形势更利于英美派,局部‘剿共’会进入全面反共。”(27)毛泽东指出:“如何有步骤有计划有秩序地冲破这一严重局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28)
  蒋介石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呢?这同剧烈变动着的国际形势有关。九月间,德、意、日在柏林签定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英、美也签定协定,两大集团的斗争更加激烈,都想拉蒋介石加入他们的联盟。苏联也正在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这种局面使蒋介石得意忘形。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29)他判断,无论哪一种局面出现,国共之间的严重斗争都是不可免的。新四军在苏北的胜利,也促使蒋介石更急切地要向皖南的新四军军部采取报复行动。
  当时,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准备投降的危险是估计得比较严重的。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临时会议,讨论形势。会议认为,时局有由小风波转到大风波的可能,党的工作布置应放在准备整个东方大黑暗的基点上。毛泽东在致一些主要地区负责人的电报中强调:“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总之,我们要准备对付一切情况,任何一种情况我们都要有办法。”(30)
  对举国瞩目的“皓电”,中共中央没有匆忙地作出答复,而是反复磋商,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毛泽东对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特别慎重,因为:一方面,他认为时局还在变化中,蒋介石现在仍是动摇的,“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31);另一方面,他考虑到“皓电是哀的美敦书”,(引者注: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牒。)对这个问题如果操切从事,可能导致同国民党决裂,“此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故政治措词容易,军事部署困难”。(32)
  由于考虑到可能出现最危险最黑暗的局面,毛泽东曾设想过两种方案:一种是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也就是只在反共军队进到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时再反击,八路军、新四军不打入它的后方;另一种是政治和军事上同时进攻。毛泽东认为这两种方案各有利弊,采用前一种方案,政治上占上风,但军事上将被国民党构筑的纵深封锁线围困,将来出不去而受日、蒋两军严重夹击,危险也是很大的。采用后一种方案,军事上能制机先,不被封死,但是,人民不了解,政治上不利。究竟采取哪一种方案?毛泽东并没有立刻下最后的决心。十一月一日,他电告周恩来:“究采何方案,我们尚在考虑,亦请你们提出意见。”(33)
  十一月二日,毛泽东又电告周恩来:“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34)
  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周恩来十一月一日来电,来电提出“还是用朱、彭、叶、项名义通电答复何、白”(35)的建议,并反映中间势力迫切“望我们让步,以缓和破裂”(36)的情况。书记处会议决定采取表面和缓、实际抵抗的态度,宣言暂时不发,只发一简要的对内指示及答复何白皓电。毛泽东在同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此次反共是国民党发动的,投降危险是严重的,但各中间派纷纷议论揣测,我们在时机没有成熟以前不拿出积极办法,稍等一下再说话不迟。现距何白皓电限期尚有二十天,拟日内拟好复电,待十号左右拍发,不必复得太早。”(37)第二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何应钦、白崇禧皓电,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38)同时,毛泽东仍作着两手的准备。同一天,他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我们现在是两面政策,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39)
  十一月九日,毛泽东起草的以朱、彭、叶、项名义复何、白电(通常称为“佳电”)经过反复斟酌后定稿。电文态度严正而坚决,措词委婉而恳切。首先叙述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四年以来在抗战中取得的战绩,以表明“遵循国策、服从命令为捍卫民族国家奋斗到底之决心”。然后就行动、防地、编制、补给、边区、团结抗战之大计这六个方面,对皓电的无理指责作出明确答复。
  防地问题是皓电的中心内容,强令八路军和新四军限期北移。佳电对华中敌后各部请求免调的理由,列举了四点。一、“华中敌后各部,多属地方人民反抗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者,彼等以祖宗坟墓田园庐舍父母妻子所在,欲其置当面敌军奸淫焚掠之惨于不顾,远赴华北,其事甚难。”二、华中敌后各部在现在防地坚持抗战,符合蒋介石庐山谈话和告沦陷区同志书的精神。三、华中敌后各部调离后,其家属及留守人员的安全毫无保障,甚惧平江惨案、确山惨案之重演。四、华北地区,水、旱、风、虫、敌五灾并重,该地军民以树叶为粮,道殣相望,实难容纳其他之部队。因此,“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接着表示,在不得已情况下,准备对江南和江北的部队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
  毛泽东在当天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佳电“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说暂时乃给蒋以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
  然后,佳电又写了一段剀切陈词、柔中寓刚的肺腑之言:
  “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调协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无及。”
  毛泽东说:佳电的这一段肺腑之言,“乃暗示彼方如进攻,我方必自卫,而以鹬蚌渔人之说出之”。
  在关于团结抗战之大计部分,电文首先指出:“抗战至于今日,实争取最后胜利千载一时之机”,如能坚持团结抗战国策,必能争取独立解放之出路。接着,电文笔锋一转,写道:
  “颇闻日寇正在策动中国投降,软计与硬计兼施,引力与压力并重。德国则采动和政策,欲诱中国加入三国同盟。而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颇闻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急,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佳电严正要求国民党“中央对于时局趋向,明示方针,拒绝国际之阴谋,裁抑国内之反动,而于联合剿共内战投降之说,予以驳斥,以安全国军民之心”。(40)
  “佳电”发出后,在社会各界,特别是中间势力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得到广泛的同情。毛泽东不久后总结道:“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41)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各方面的工作作出周密的部署。他要求苏北的新四军“积极整军,沉机观察”;(42)皖南的新四军“认真准备北移”,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他还致电周恩来,要他在重庆加强同苏、英、美等方面的外交人员联络,并“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43)
  尽管如此,蒋介石要消灭新四军的决心已定,各种部署日益加紧。十二月八日,何应钦、白崇禧再次电令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调往黄河以北。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等暗中做好围歼新四军的准备,还故意把新四军军部北移路线泄露给日本人,以便共同夹击。这个时期内,由于“日汪条约”的签订,毛泽东一度对形势看得比较乐观,认为“此次严重的投降危险已被制止”(44),并估计“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45)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抛弃过对蒋介石的警惕,在实际工作中仍要求党内“认真准备对付蒋介石的进攻”。(46)
  十二月底,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日见嚣张,已集中了十二个师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目前时局还不能说反共高潮已开始下降”。(47)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指示,除了命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兵力加强华中外,还要求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和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指示提出,军事指挥,叶挺未到江北前,统一于陈毅、刘少奇指挥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指挥下。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指示要求全国各地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48)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皖南的情况,一再致电项英,催促北移,并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对项英提出尖锐的批评: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49)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新四军军部的安全转移做着最后的努力。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一面请周恩来继续向蒋介石交涉,要他命令李品仙不得妨碍新四军北移;一面以朱德、叶挺的名义急电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副长官李品仙,恳请他们从抗战的利益出发,不要妨碍新四军的北移。
  但是,这时的形势已难以逆转。顾祝同根据蒋介石将皖南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命令,已完成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准备,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终于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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