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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并不是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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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并不是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

  当时的局势是十分复杂的。抗日战争刚一结束,人们还沉浸在胜利欢乐中的时候,中国上空却已笼罩着一片阴云:一直在保存实力、坐待胜利、准备内战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动手争夺抗战胜利的果实,把刀锋指向中国共产党。
  在八月十日日本乞降消息传出的当晚,朱德总司令已在延安总部向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发布向日伪军加紧进攻的命令,要求他们向附近的敌军送出通牒,限他们在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器;如果日伪军队拒绝投降缴械,应该立即予以消灭,接收他们所占的城镇和交通要道。十一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六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敌伪所占地区和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包括要求冀热辽解放区等部队向东北进军,迫使日伪军投降。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明确地指出:
  “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甲、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存犹豫。”“乙、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①
  那时候,华北和华中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都处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包围中,在东北也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一小部分抗日武装在活动;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退缩在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这是国民党当局长期奉行消极避战以保存实力政策的结果。蒋介石明白,他的军队难以很快开到日本占领的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受降。当延安总部发布向敌占区大举进军的命令后,他在十一日发出两个相互矛盾的命令:一个要求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推进,勿稍松懈”;另一个发给第十八集团军的,却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他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就是要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手脚捆起来,让国民党独吞抗日胜利的果实,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回到抗战胜利前的老样子去。人们从这里已经可以感觉到一股令人焦虑的内战的浓烈气息了。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提醒全国人民:“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同一天,他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他用斩钉截铁的语言说:“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同时,他也指出:“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这决定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国内的因素主要是我们的力量和觉悟程度。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②中国共产党力争的就是实现这种可能性。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蒋介石虽然打内战的决心已定,但他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特别是他的精锐主力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 为了调兵遣将,争取时间,部署内战,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蒋介石并不是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他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这一着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谈判,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使他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而蒋介石估计毛泽东是不敢冒险来重庆的。另一个是,利用谈判争取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内战。 8月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8月25日,中央政治局鉴于形势的发展,紧急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日,中共中央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8月28日上午11时许,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延安,下午3时许,到达重庆。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到机场迎接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以及重庆各界知名人士邵力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郭沫若等。《大公报》记者在报道中这样写道: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现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这一行动,向国内外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地谋求和平的,是真正地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毛泽东等到达重庆,受到各阶层民众的热烈欢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亲临重庆的行动是弥天大勇。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说: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抗战胜利后,我们再能做到和平、民主与团结,这岂不是国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新华日报》发表四位读者来信说:毛泽东先生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 重庆谈判是一场按杂而异常艰苦的斗争。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真的会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和方案。谈判开始后,周恩来、王若飞将中共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交给国民党代表转送蒋介石。王若飞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谈判情况时说:前六天,看他们毫无准备。左舜生刻薄他们,说只见中共意见,不见政府意见。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这期间,毛泽东或者单独,或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或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参加下,就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问题直接与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有关国内和平问题的具体谈判,则是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的。 在谈判中,为了迫使蒋介石兑现其民主的承诺,为了争取全国人民所需要的和平民主,为了揭穿所谓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有步骤地作出了让步,以推动谈判取得进展。然而,在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这两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上,共产党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让步。但是,国民党方面按照蒋介石确定的方针,在所谓政令军令统一的借口下,执意要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放弃地盘。周恩来、王若飞根据事实给予有力驳斥,指出解放区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同日本侵略者长期浴血奋战的结果,完全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鉴于国民党方面不作任何松动,谈判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缓慢前进,斗争十分激烈。 在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广泛地进行了争取团结各方面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会见了大批国民党各派代表人物、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社会知名人士。毛泽东在重庆的43天中,除主持谈判外,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他会见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张伯苓;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社会知名人士郭沫若、章士钊、马寅初;以及国民党军政要员孙科、于右任、陈诚、白崇禧等。还会见了苏、美、英、法等国的驻华使节,反复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周恩来也多次举行有各民主党派和国际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与各界代表交流对谈判的意见。这些活动,使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这种同情和支持,是促进这次国共谈判取得某些积极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此外,谈判还达成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释放政治犯等协议。 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来源:北京日报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三十七分,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到机场迎接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有邵力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郭沫若等。飞机在九龙坡机场徐徐降落。《大公报》记者子冈作了这样的报道:
  “人们不少有接飞机的经验,然而谁也能说出昨天九龙坡飞机场迎接毛泽东是一种新的体验,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第一个出现在飞机门口的是周恩来,他的在渝朋友们鼓起掌来。他还是穿那一套蓝的布制服,到毛泽东、赫尔利、张治中一齐出现的时候,掌声与欢笑声齐作,延安来了九个人。
  “毛泽东先生,五十二岁,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服,蓄发,似乎与惯常见的肖像相似,衣服宽大得很。这个在九年前经过四川境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战首都的土地了。”⑨
  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⑩
  这天晚上,他们出席蒋介石在山洞住处举行的欢迎宴会,并且留住在山洞林园。第二天,同蒋介石进行第一次商谈,并确定双方的谈判代表:中共方面是周恩来和王若飞,政府方面是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三十日晨,毛泽东、周恩来从山洞林园进城,分别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和赫尔利等,然后住入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九月一日,毛泽东出席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有宋庆龄、孙科、冯玉祥、陈诚、陈立夫、沈钧儒、马寅初、郭沫若、茅盾等三百多人参加的鸡尾酒会。
  毛泽东来到重庆,在社会上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读者胡其瑞等四人的来信说:“毛泽东先生应蒋主席的邀请,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⑾
  毛泽东在重庆的四十三天,除刚到和临行时有三天住在林园外,其他时间都住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二楼,同周恩来、王若飞住在一起。红岩村地处郊区,对来客很不方便。因此,张治中把自己的寓所上清寺桂园让出来,给毛泽东作为在城里会客、工作、休息的地方。毛泽东每天上午从红岩来,下午在桂园会客和工作,晚上仍回红岩。
  “每天晚上,毛泽东从桂园回来后,首先要和周恩来、王若飞、胡乔木一起研究当天谈判的情况,揣摸国民党代表的心理,把握谈判的动态,制订出有关的政策。他们研究得很深很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常常研究到深夜。”“研究完谈判之事后,周恩来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起草电报或文稿,安排毛泽东第二天的活动,处理一些要事。毛泽东则在自己的房间里思考下步的工作。”“待忙完这些事后,毛泽东要通览全天的各大小报纸,不仅要看《新华日报》,还要看国民党办的各家报纸。一般的报道,他通览一遍放下。重要的文章和报道,他要认真反复地看,通过报纸,了解各界人士对谈判的反映,掌握时局的发展。”⑿
  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
  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真会这样快地应邀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
  九月二日,毛泽东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周恩来、王若飞也在座。毛泽东对这次谈判提出了八点原则性意见:
  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三、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七、中共军队须改编为四十八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八、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第二天,周恩来、王若飞将中共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十一项交给国民党代表转送蒋介石。王若飞在谈判结束后向政治局汇报时说:“前六天,看他们毫无准备。左舜生刻薄他们,说只见中共意见,不见政府意见。”⒀
  九月二日晚、四日、十二日、十七日和十月九日、十日,毛泽东或者单独,或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或在赫尔利参加下,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
  当时担任毛泽东副官的蒋泽民回忆道:“毛泽东到重庆后,每次参加谈判,我和陈龙都跟随前往,毛泽东他们在里屋商谈,我们在外屋等候。无论谈判多么紧张,斗争多么尖锐,争执多么激烈,毛泽东的表情是平静的,举止是从容的,讲话时的语调也都是温和的。”“在外屋等候的我们,有时也能隐隐约约听见里面的争吵声。我观察,毛泽东说话并不多,但是很有分量,只要他的声音出现后,屋内就立刻安静下来。”⒁
  在近一个月的商谈中,国共双方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军队缩编、解放区、国民大会等问题上却搁了浅。九月二十一日晚,赫尔利向毛泽东提出,中共应该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否则谈判就要破裂。赫尔利这些话,是最后通牒式的施加压力。毛泽东从容不迫地用八个字来回答:“问题复杂,还要讨论。”他说:军队国家化,国家要统一,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但前提是国家民主化,军队和解放区不能交给一党控制的政府。如何民主化,还要讨论。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总会想出克服办法的。我们不主张破裂。
  谈判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继续缓慢前进,斗争十分激烈。十月八日,双方代表最后就《会谈纪要》达成协议。十月十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和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客厅里正式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通常称作《双十协定》)。签字仪式后,政府代表邵力子说:“此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多有赖于毛先生之不辞辛劳。”接着,毛泽东从楼上走下来,同在场者一一握手,表示祝贺。当夜,毛泽东又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到山洞林园同蒋介石长谈了一个晚上和一个早晨。毛泽东告诉蒋介石,他回延安后,周恩来、王若飞仍留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商谈,使《纪要》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能在召开政治会议以前得到解决。
  这次国共谈判就告一段落。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上午九时许,毛泽东在张治中和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从桂园前往机场。临行前,他同桂园的工作人员和担任守卫的国民党宪兵都热情地一一握手告别,向他们表示谢意。到机场后,他又同前来送行的蒋介石的代表陈诚以及其他友好人士握手道别,然后偕同张治中、王若飞登上一架草绿色的双引擎C47型运输机。经过近四个小时的飞行,在下午一时三十分回到延安。
  毛泽东一到延安,当天就召开政治局会议。他报告这次谈判的经过说: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社会舆论造成了非发公报不可。《会谈纪要》是蒋介石提议,由周恩来起草的,也采纳国民党方面的意见略有修改。国民大会和解放区问题还没有解决。赫尔利回美国前,要我们交出解放区,说要么承认,要么破裂。我说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毛泽东还谈了对《纪要》的看法,说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是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没有解决的问题,还要继续谈。(21)
  第二天,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给各中央局并转各区党委的指示,对重庆谈判作了这样的评价:“双十节国共协定今日公布。这一协定奠定了和平建国基础,并为全国人民争取了许多民主权利(当然还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取得了我党和国民党平等的地位,这些都是这次谈判的重要成就。”同时指出:“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冲突仍不可避免”,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军队整编问题也没有最后解决。国民党军队现正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因此,“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以松懈。”(22)
  十月十七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一次报告。这个报告后来以《关于重庆谈判》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他说:“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他同时也指出:“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但不管怎样,“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他十分明确地告诉大家:“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目前,蒋介石正在部署进攻解放区,“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局势还会是动荡不定的。我们要加倍地努力,争取局势的发展有利于全国人民。”(23)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25、1127、1130页。
  ③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月版,第70、71页。
  ④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23日。
  ⑤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325页。
  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23日。
  ⑦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26日。
  ⑧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53—1154页。
  ⑨ 子冈:《毛泽东先生到重庆》,《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49、50页。
  ⑩ 《重庆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9页。
  ⑾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8月29日。
  ⑿蒋泽民:《忆毛泽东在延安》,八一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01、202页。
  ⒀王若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10月11日。
  ⒁蒋泽民:《忆毛泽东在延安》,八一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90、191页。
  ⒂吕光光:《毛主席同张澜的会见》,《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441页。
  ⒃《柳亚子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911页。
  ⒄《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61页。
  ⒅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
  ⒆《新华日报》1945年9月4日。
  ⒇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
  (2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10月11日。
  (2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324、325页。
  (2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56、1159、1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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