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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这个欧洲的心脏还是拥有5200万人民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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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这个欧洲的心脏还是拥有5200万人民的帝国

 

希特勒被《时代》杂志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100人之一。

   希特勒埋葬了母亲,提着一只破旧的衣箱,怀着要干一番大事业的意志,又回到维也纳来了。此后的4年,从1909年到1913年,对这个林嗣来的闯世青年来说,是一段极其悲惨的贫困的时期。

那么对希特勒最具影响的是谁?

   在哈布斯堡王朝还没有覆亡,维也纳这个欧洲的心脏还是拥有5200万人民的帝国首都的时 候,她有着一种世界各国首都所没有的独特的快活气氛和迷人的魅力。不仅在建筑、雕塑、音乐方面,而且在人民爱慕文化、追求风雅的精神生活方面,维也纳都可以呼吸到任何其他城市所没有的那种纷华靡丽的巴罗克式艺术的气味。

万万没想到吧,他是一名普通的奥地利中学历史教师:利奥波德·波伊契。

   维也纳位于纳瓦尔德树木葱郁的山脚下,蓝色的多瑙河畔,山坡上到处点缀着绿色的葡萄园。这是一个富有天然美景的地方,外来的游客固然为之心迷神醉,维也纳本地人也自以为得天独厚。空气中充满了音乐,那是当地的天才子弟、欧洲最伟大的音乐家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的高尚优美的音乐,而且在最后那几年回光返照的升平岁月里,还有维也纳自己钟爱的约翰·施特劳斯的欢乐迷人的华尔兹圆舞曲。对于过惯了巴罗克式生活的有钱阶级来说,生活就像是一场美梦,他们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跳华尔兹舞,喝葡萄酒,在咖啡馆里谈心,在歌院舞场听曲看戏,打情骂俏,寻欢作乐, 把一生之中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享受和梦想之中。

不喜欢读书,连中学都没有的毕业、一心想要成为艺术家的阿道夫·希特勒,并非对所有的课程,所有的老师都强烈排斥,在他的《我的奋斗》中有一位受到他热烈赞扬的老师:利奥波德·波伊契博士。

   当然,维也纳也像所有其他城市一样,广大的穷人、无产阶级却营养不良,衣衫褴褛,住在贫民窟里。但是作为帝国的首都,而且作为中欧最大的工业中心,维也纳还算繁荣的。下层中产阶级人数众多,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工人们纷纷加入工会,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在迅速发展。全市人口这时已增至两百万,生活之中有一种沸腾的景象。民主势力正在排挤哈布斯堡王朝悠久的腐朽的专制势力,教育和文化已向群众开放。因此,1909年希特勒到维也纳来的 时候,一个囊无分文的青年也有机会受高等教育,或者同为数众多的职工一样,到工厂去做工,作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希特勒的好友,同他一样微贱和默默无闻的库比席克,不是已经在音乐学院中崭露头角了吗?

想要成为艺术家的阿道夫·希特勒

   不过年轻的希特勒并没有去努力实现进建筑系的抱负。他根本没有申请入学。他也不想学什么手艺行业,或者从事任何正常的职业。相反,他宁愿干些扫雪、拍打地毯和在车站扛行李等杂七杂八的零活。

利奥波德·波伊契博士的家乡在同南斯拉夫人地区接壤的德语边疆地区,他在那里遇到的种族纠纷的经历使他成了一个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

   饥饿驱使希特勒从一个街头流落到另一个街头。他经常夜宿在公园中的长椅上或随便哪家的大门洞里,白天在小酒肆和候车室中以廉价食品充饥。直到1909年圣诞节的前夕,他终于把自己的最后一些冬服典当一空,失魂落魄地进入麦德林的一个流浪者收容所。这家收容所是由当时的一个社会福利组织资助主办的,其主要支持者是一个姓埃泼斯坦的犹太人家庭。与当时的其他收容所相比,这是一个时新、清洁、慷慨的地方。然而,无论何人,一俟在这里落迹,便会被社会和自我意识判定为失败者,并滑到了市民阶层中最低贱的地位。

利奥波德·波伊契是个普通的历史老师,虽然希特勒很喜欢他的历史课,不过希特勒的历史分数是“中”。

永利皇宫手机版网址,   难怪在将近20年后,希特勒这样写道:

《我的奋斗》

   对许多人说来,维也纳是个尽情享乐的天堂,寻欢作乐的场所,但是对我说来,它却是我一生中最悲哀的时期。即使到今天,这个城市在我心中也只能引起不愉快的想法。对我说来,这个逍遥自在的城市的名字,所代表的就是5年艰苦贫困的生活。在这5年中我被迫求职糊口,开始当小工,后来当小画家。收入之微薄,不足以填充我每日辘辘的饥肠。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充满感情地回忆他的历史课:

   "当时饥饿是我忠实的伴侣,它同我形影不离,我的生活就是同这个无情的友人进行的一场长期搏斗。"

很少人懂得去芜存精的原则,并掌握如何去芜存精的方法,在我的教师利奥波德·波伊契博士的身上,这个两者兼备的条件得到了真正理想的满足。

   但是,尽管他挨饿受冻,他却从来没有去设法寻找一个固定的职业。希特勒所说的"小画家",只不过是绘制一些拙劣的维也纳画片,内容常常是一些著名的景物,例如圣斯蒂芬大教堂、歌剧院、伯格剧场、舒恩布伦王宫或者舒恩布伦公园中罗马时代的遗迹。这些画片多是 矫揉造作、没有生气的,很像一个初学建筑的人所画的粗糙的速写,他有时添上一些人物, 也画得非常拙劣,好像连环画一样。

我有幸得到了这样一位两者兼备的历史教员的教导,这对我后来的生涯也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种可怜的玩意儿,希特勒也许画了几百张,卖给小贩装饰墙头,卖给商人嵌在陈列出售的画框里,卖给家具商把这种画片钉在廉价的沙发和椅子靠背上。当时在维也纳,这是一种流行风气。希特勒也能画一些商业性的东西。他常常为小铺子老板画招贴画,给泰第狐臭粉这种商品做广告。有一张画据说在圣诞节时还赚过一些钱,画的是圣诞老人在叫卖色彩鲜艳的蜡烛,还有一张画的是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哥特式尖顶,高耸在一堆肥皂上。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尖顶是希特勒从别人的画上百抄不厌的东西。

“他是个温和但是严格的长者,不仅能够以其滔滔不绝的口才吸引我们的注意,而且也能够使我们听得出神。

   在维也纳这些流浪的年代中,希特勒的装束是十足的波希米亚式的流浪汉。身穿一件破旧的黑大衣,长至足踝,很像一件土耳其长袍,这是一个匈牙利籍犹太旧衣商送给他的。头戴一顶油腻发光的黑呢帽,四季不换,他的一头乱发,前额斜梳,像他日后那样,颈后的头发乱糟糟的,盖住了肮脏的衣领,因为他很少理发修面,两颊和下颏往往胡髭丛生。他很像一个基督教徒中间出现的鬼怪。

即使到今天,我还怀着真正的感情怀念这位头发斑白的人,他的激烈言词有时能使我们忘记现在,好像变魔术一般把我们带到了过去的时代,穿过重重的时间之雾,使枯燥的历史事实变成生动的现实生活。

   希特勒认为,维也纳的时代,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代,也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 的时代。他写道:

我们坐在那里,心里常常燃烧着热情,有时甚至感动得落泪。”

   "维也纳过去是,而且现在仍旧是我一生中条件最艰苦的学校,也是最彻底的学校。我刚踏进这个城市时还是一个孩子,离开时却已成人,性格也变得沉静严肃了。

他利用我们萌芽状态的民族热情作为教育我们的手段,常常唤醒我们的民族荣誉感。

   "在这个时期中,我形成了一种世界观,一种人生哲学,日后成了我一切行动的牢固基础。除了我当时打下的基础之外,我后来很少需要学习什么东西,也不需要改变什么东西。"

这位教员使历史成了我最喜爱的课目。

   其实,希特勒在维也纳所谓形成的一成不变的哲学思想,大部分是空虚的陈腐思想,有时往往荒唐可笑,而且是受到粗暴的偏见的影响形成的。这些思想并没有什么独创之见,只不过是从20世纪初叶奥地利激烈的政治生活的大漩涡中原封不动地拣来的破烂货而已。

事实的确是这样,虽然他并无此意,我却正是在这个时候变成了一个年轻的革命者。

   当时,这个多瑙河畔的帝国,正由于消化不良症处在奄奄一息的状态中。好几个世纪以来,在人口中占少数地位的日耳曼奥地利人统治着一个拥有十多个民族的多语言的帝国,把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强加在它之上。但是从1848年以来,他们的控制地位日益削弱,他们不能同化少数民族,奥地利不是一个大熔炉。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人分裂了出去;1867年,匈牙利人在所谓双重王室的制度下赢得了与日耳曼人平等的地位。到了20世纪开始的时候,各个斯拉夫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等等--都要求有平等待遇,并且至少要求民族自治。各民族间的激烈争吵成了奥地利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

从1909年到1913年,对这个闯世界的青年希特勒来说,是一段极其悲惨和贫困的时期:扫雪,拍打地毯,在铁路西站外面扛行李,有时候干几天工地小工的零活。

   不仅如此,也还有社会动荡,而这往往掩盖了民族冲突。没有选举权的下层阶级要求享有选举权,工人们坚决要求有权组织工会和举行罢工。他们不仅是为了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且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民主的政治目标。后来也果真如此,在举行一次总罢工后,成人普遍享有了选举权,而奥地利籍的日耳曼人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也因此告终,因为他们在奥匈帝国的奥地利这一半中只占1/3的人口。

希特勒在多瑙河畔维也纳第二十区默尔德曼街简陋的单身宿舍里栖身,靠光顾施粥站打发饥饿的日子。在维也纳这些流浪的年代中,他的外表肯定是波希米亚式的流浪汉。当时认识他的人后来追忆,他穿一件破旧的黑大衣,长至足踝,很像一件土耳其长袍。

   对于这些情况,希特勒这个从林嗣来的年轻的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是坚决反对的。在他看来,帝国正陷入"危险的泥淖"中去。只有日耳曼人这个主宰种族恢复原来的绝对权威才能拯救。非日耳曼人,特别是斯拉夫人,而其中尤其是捷克人,都是劣等民族。必须要由日耳曼人用铁腕来统治他们。议会必须废除,所有民主的"胡闹"必须结束。

希特勒后来在《我的奋斗》中难得幽默地说:

   虽然希特勒没有参加政治活动,但他非常关心地注意着奥地利三大政党的活动,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和泛日耳曼民族党。一种政治上的狡猾见识现在已开始在这个不修边幅的施粥站常客的心中萌芽,使他能够极其清晰地看到当代各种政党的力量与弱点,而在成熟以后,使他成了德国的第一号奸雄。

“我相信,当时我认识的人都把我当作一个怪物”。

   他同社会民主党一接触后,就对该党有了一种强烈的憎恨感。希特勒说:"最使我憎恶的是它对维护日耳曼主义的斗争持敌对态度,它对南斯拉夫同志不要脸地讨好卖乖……在几个月之内,我就得到了在其他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得到的东西:看透了一个假装成社会美德和兄弟友爱的化身的有毒的妓女。"但是,他这时却注意研究社会民主党在群众中间得到成功的原因。回家后他开始阅读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分析该党领导人的演讲,研究它的组织,思考它的心理和政治手段,估计它的成绩。他最后得出社会民主党获得成功的三个原因:他们知道如何开展一个群众运动,任何政党如果没有群众运动就一无用处;他们掌握了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的艺术;最后一点是,他们知道利用他所说的"精神上和肉体上恐怖" 的价值。

希特勒没有朋友,没有家庭,没有工作,没有居处。希特勒感慨:

   这第三个教训引起了年轻的希特勒的好奇心,虽然这是以错误的观察为基础的,其中掺杂他个人的大量偏见。10年以后他将充分利用它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希特勒回忆这段经历时对党徒们说:

当时饥饿是我忠实的伴侣,他同我形影不离,有福同享??我的生活就是同这个无情的友人进行的一场长期搏斗。

   我了解这个运动,特别对资产阶级所造成的恶劣的精神恐怖,从思想上和心理上来说,资产阶级都不是这种进攻的对手;信号一发,只要看来是最危险的敌人,它就对之发动谎言和诽谤的真正大攻击,一直到被攻击者的精神不能支持时为止……这种策略所根据的是对一切人性弱点的精确估计,它的结果导致必然的胜利,其必然程度几乎同数学一样精确……

匹夫不可夺志!处在悲惨人生中的希特勒始终坚强地对自己的不可抑止的信心和深刻的炽热的使命感。

   我同样也了解肉体恐怖对个人和群众的重要性……因为在支持者中间,所取得的胜利似乎是他们本身事业的正义性的胜利,而被击败的对手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对继续进行抵抗不存任何胜利的希望。

维也纳过去是,而且现在仍旧是我一生中条件最艰苦的学校,虽然也是最彻底的学校。我刚踏进这个城市时还是一个孩子,离开时却已成人,性格也变得沉静严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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