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落脚

- 编辑:永利皇宫手机版网址 -

  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落脚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介于湖南酃县和江西宁冈、遂川、永新四县之交,总面积约四千平方公里。大革命时期,这几个县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农民自卫军,群众基础比较好;山上的茨坪、大小五井等地都有水田和村庄,周围各县农业经济可供部队筹措给养;这里离中心城市较远,交通不便,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森林茂密,只有几条狭窄的小路通往山内,进可攻,退可守。陈伯钧回忆说:“敌人在山的周围转一圈要一个星期,我们只要一天时间,就能由东到西,由南到北的打击敌军。”①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这里确实是一块理想的落脚点。
  这里过去长期有“山大王”,现有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各有一百五六十人、六十支枪。王佐部驻在山上的茨坪和大小五井等处,袁文才部驻在井冈山北麓的宁冈茅坪,互相配合,互相呼应。
  袁文才、王佐虽早年就参加绿林组织,但大革命时期都受过革命风暴的洗礼。一九二六年,袁文才担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并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王佐同袁文才是拜把兄弟,也将所部改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一九二七年七月,他们曾会同永新、永福、莲花的暴动队伍一度攻克永新县城,组成赣西农民自卫军,由王兴亚任总指挥,贺敏学、王佐、袁文才任副总指挥。这是王兴亚不久后在安源会议上发言谈到这两支队伍的由来。自卫军占领了永新县城二十多天,因为国民党军队有五个团来攻,袁、王两部就退回宁冈、遂川境内的井冈山。刚担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的永新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贺敏学,是袁文才在永新禾川中学的同学。他和一批共产党员(其中有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率领一部分农民自卫军携枪随同退到井冈山麓的茅坪。永新县委也到了山上。这是袁、王能够欢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上山的思想基础。袁文才、王佐是当地人,他们的队伍在这一带有着不小的影响。
  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落脚,不得到袁文才、王佐的允许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事情并不那样简单。他们两人虽然参加过大革命,袁文才还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对前来的这支工农革命军毕竟没有多少了解,还担心这支比他们力量大得多的部队上山会不会“火并山寨”,夺取他们原有的地盘,心中难免存有疑虑。在古城会议期间,袁文才的代表曾表示:可以接济工农革命军一些给养,但请工农革命军“另找高山”。据何长工回忆,当时工农革命军中,“有人曾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解决,他们那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毛泽东同志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毛泽东同志说服我们,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②这是关系到工农革命军能不能在井冈山地区站住脚跟的关键性决策。袁、王部队的人数虽不多,但在当地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许多群众拥护他们。尽管他们存在一些弱点,仍是能接受教育和改造的。如果当时采取了有些人所主张的那种狭隘和鲁莽的做法,而不取得他们的支持,就很难设想能在井冈山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来。
  怎样说服和争取这两支农民武装?毛泽东选定先从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袁文才入手,再通过他去做王佐的工作。
  他从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的谈话中已经知道,他们最看重枪,人可以少一个,枪却不能少一支。袁部有一百五六十人,只有六十支枪。于是,毛泽东向前委提议,准备一下子送他们一百支枪,将袁文才的全部人员都武装起来。前委成员听到这个大胆的设想,有的人表示怀疑,余洒度坚决反对。经过毛泽东反复说明,才以多数通过。(余洒度脱离工农革命军后,到湖南省委告了状,说毛泽东不执行中央打长沙城市的指示,逃避斗争,到山区同绿林为伍,并送了大批枪支。所以,这年年底湖南省委代表何资深到中共中央汇报时说,“润之在赣时曾有一大错误”③。)
  古城会议后,毛泽东从绿林重义气、多猜疑的特点出发,只带几个随员到宁冈大仓村去会见袁文才。那是十月六日。袁文才原来还有些怕,预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下二十多人,二十多条枪。见到毛泽东只来几个人,他就比较放心了,埋伏的人始终没有出来。见面后,毛泽东说明是由江西省委介绍来找他们的,充分肯定他们“劫富济贫”的革命性,同时说到工农革命军目前的困难。双方谈得很投机。毛泽东当场宣布送给他们一百支枪,这很出袁文才的意料,也使他很受感动。袁文才向毛泽东表示,一定要竭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随即回赠给工农革命军六百块银元,并同意革命军在茅坪(这是一个有六十多户人家的村子)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答应上山做王佐的工作。
  当然,问题并不是在一次见面中就能全部解决的。袁文才当时对毛泽东说:“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钱宁冈有限,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带去打土豪。”④话讲得很客气,但显然又包含着推托的意思。至于王佐的态度如何,那时还不知道。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些时间而不能操之过急。因此,毛泽东决定工农革命军主力在井冈山周围盘旋打游击,先向湘南的酃县方向挺进,筹些款子,熟悉周围环境,探听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后的情况,而把留守部门和伤病员安置在茅坪,请袁文才代管。不久,又应袁文才的要求,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党员军事干部到袁文才部队里帮助他们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的关系一天天密切起来了。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主力抵达酃县水口村,在这里发展了一批党员,开展社会调查。他从得到的报纸上看到南昌起义军在广东失败的消息,放弃了准备退往湘南的想法,坚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余洒度和苏先俊在这里脱离了工农革命军。不久,毛泽东得知湘军正从茶陵分两路前来进攻工农革命军,就派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第一营的两个连到茶陵游击扰乱湘军后方,打破它的进攻;毛泽东自己率团部、第三营和第一营的一个连在二十二日转入江西遂川县境。途中休息时,他同副连长张宗逊交谈说: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武装起来。
  在遂川的大汾镇,部队在清晨突然遭到遂川县地主武装靖卫团三四百人的袭击,因为人地生疏,仓促应战,前卫的第三营同团部失去联系而辗转南下,以后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毛泽东率领团部和特务连撤退,一直退到井冈山南麓的黄坳,最初收集到的失散人员共四十多人,部队状况十分狼狈。当时担任连指导员的罗荣桓后来回忆说:大家又饥又饿,无精打采,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吃饭时,炊事担子也跑丢了,没有办法,几个战士从老百姓家里找来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和大家一起伸手从饭箩里抓着吃。饭后,毛泽东站起身来,朝中间空地迈几步,双脚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这种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烈地感染了战士们,提着枪站起来,向排头看齐。⑤
  毛泽东率领这一部分队伍继续向井冈山转移。他的脚被草鞋带子磨烂,行动很困难,但仍坚决不坐担架,坚持拄着棍子步行。随后第一营第一连赶了上来。队伍行进到井冈山西南的荆竹山下,还有一百多人,在一个小村子里宿营。陈士榘回忆说:“我们知道今天要上山了,当时心里说不出有种什么味道,一方面感觉到我们原来人数就不多,加上三营被隔断,显得更少了;另一方面,看样子只有上井冈山,能得个地方休息休息,感到高兴。”⑥这时王佐派人接应他们上山,部队在十月二十七日到了茨坪。接着,第一营的两个连也从茶陵赶到茨坪,部队的人多了。毛泽东等送了七十支枪给王佐部队。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五百担稻谷和一些银元。他们在茨坪住了几天,又回到北麓的茅坪,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上,袁文才、王佐是有很大功劳的。

永利皇宫手机版网址 1

  工农革命军到了井冈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军队和地方的建党工作。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形成核心,军队也好,根据地也好,都会松散无力,难以巩固和发展。所以,毛泽东把这件事看作一切的根本。
  在三湾改编时,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军队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并且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但那时时间匆促,许多措施还来不及落实。部队到酃县水口村后,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叶家祠主持了六名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各连党代表都来参加。会场的墙上挂着一块写有“CCP”的红布。他详细地解释了入党誓词的意思,然后带着六名新党员举起右手宣读入党誓词:“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到遂川大汾镇,另一个连也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不久,各连的党支部都先后建立起来。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支部布置党员要做好三件事:学习目前的形势;了解群众思想状况,帮助他们解除顾虑;培养和发展新党员。连里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党员数量逐渐增多,各种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显得十分活跃。
  在军队内部建党的同时,毛泽东也抓紧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井冈山附近各县,在大革命时期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党组织负责人很多是外地回来的学生,也有当地农会的骨干分子。大革命失败后,多数党组织给打散了。但不少党员仍在坚持斗争。毛泽东采取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发展的做法。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召集在井冈山“打埋伏”的永新、宁冈、莲花县部分党员开座谈会。十一月上旬,又在茅坪召开宁冈、永新、莲花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第二年一月攻克遂川后,召开了前委和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分析形势,要求大家在斗争中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他还从军队里抽调一批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党员干部,到农村基层去开展建党工作。
  到一九二八年二月,湘赣边界各县党组织初步恢复发展起来,成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委,酃县特别区委,莲花特别支部;各县的区、乡两级大都建立起党的组织。前委还同万安县委建立了联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抓紧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绿林式农民武装的教育改造工作。他多次同袁文才谈心,既肯定他们反对土豪劣绅的革命精神,又指出他们受封建帮会影响、政治目标不明、阶级界线不清等问题,循循善诱地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袁文才十分佩服,对部下说:“跟毛委员一起干革命不会错。”毛泽东又几次上山同王佐交谈。王佐逢人就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同他谈上一次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应王佐的要求,毛泽东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旬派曾经留学法国的何长工到王佐部当党代表,做团结、改造王佐部队的工作。何长工经过耐心的多方面的工作,逐步消除了王佐原有的戒心,特别是帮助王佐消灭了他多年的宿敌尹道一后,取得王佐的信任,使改造王佐部队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经征得袁、王同意后,在他们部队里也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和士兵委员会。工农革命军又派了二十多名党员干部,分任袁、王部的连长、排长和党代表。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有了提高。一九二八年初,王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二月中旬,袁、王部队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团党代表。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正式合为一体,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

电视剧《寻路》第14~16集记叙了红四军在酃县沔渡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前后。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起,国内的政治局势发生重要变动,国民党的李宗仁和唐生智两集团之间的战争爆发。唐生智控制的两湖军队全部投入战争。江西的朱培德部也将主力调往赣北。井冈山周围各县,国民党兵力空虚,只留下一些地主武装靖卫团和挨户团。这是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向外发展的大好机会。
  十一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前委讨论,认为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动攻势。攻击的方向是攻打茶陵县城,由团长陈浩和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领第一营和特务连执行。毛泽东因为脚背被草鞋磨破而溃烂,无法随军前去。十八日拂晓,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但是,军队在茶陵一个多月并没有做群众工作,每天的活动还只是三操两讲和两点名。⑦在茶陵,成立了人民委员会,县长谭梓生是部队派的,其他人员仍是旧的,依然坐堂审案,派款派捐靠商会,群众很不满。宛希先写信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立刻回信,要他们改变做法,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工农兵政府。工人谭震林被选为主席。这是湘赣边界的第一个工农兵政权。工农革命军还帮助茶陵组织了赤卫队。
  十二月下旬,李唐战争告一段落。湘军第八军的独立团和当地地主武装向茶陵反扑。原来被打散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三营,这时已在张子清率领下到茶陵和第一营会合。他们在经过激战后退出茶陵县城。团长陈浩因遭到挫败而严重动摇,公开声称工农革命军没有前途,把部队往南带,企图到湘南投靠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正好那时毛泽东的脚背溃烂稍有好转,得知湘军反扑的消息后赶来茶陵,在茶陵湖口赶上队伍。宛希先、张子清等向他报告了陈浩等的背叛活动。毛泽东当晚召集团营干部紧急会议,果断地扣押了陈浩一伙,将工农革命军全部带回宁冈砻市。
  在砻市河滩上召开全团指战员会议,毛泽东宣布前委决定:处决陈浩等人,任命张子清为第一团团长、何挺颖为党代表、朱云卿为参谋长。他还接受工农革命军在茶陵不做群众工作的教训,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应当担负起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
  自古以来,人们总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提出军队的任务不仅是打仗,而且要做群众工作,这是毛泽东对人民军队学说的巨大贡献,使初创的人民军队一开始便在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建设,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毛泽东所以能不受历来旧观念的束缚,提出新的学说,不仅是因为他原来就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和独立见解,更重要的是,他在探索中能够密切注视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大胆地作出新的概括。
  当工农革命军从茶陵撤到宁冈前,同遂川相邻的赣西南万安县农民武装再次进攻县城。为了声援万安的起义,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掉头南下,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攻占遂川县城,并在这里分兵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建立中共遂川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是在遂川形成的。
  工农革命军要执行三大任务,必须有严明的群众纪律来保证。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将要登上井冈山前,毛泽东在遂川荆竹山的村边,向在大汾遭敌军突然袭击而一度被打散的部队讲话,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和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他宣布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永利皇宫手机版网址,  攻克遂川县城后,工农革命军在城里过了旧历年。部队打着“宣传队”的旗号开展宣传活动,还派人下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但也有些人把商人、小贩的货物没收了,甚至把药店里称药的戥秤也拿了。毛泽东进城后不断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的反映,发现了不少问题,就在城里把部队集合起来,提出在城市中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并宣布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过去,老百姓对旧军队的欺压人民和有些地方存在的土匪骚扰,历来是既害怕,又痛恨。他们在刚接触到工农革命军时,并不了解这支军队和旧军队是截然不同的,往往用同样的心情来对待。这个问题不解决,工农革命军便无法接近群众,做好群众工作,自身也无法存在。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靠口头的宣传是没有用的,根本的是要靠工农革命军的行动表现。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老百姓根据实际观察,流传着一首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从此,改变了工农革命军同群众的关系。这是工农革命军能够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并战胜敌人的重要力量源泉所在。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受挫、失败后,国民党当局曾误以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已经消灭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只是几支无足轻重的小队伍。万安起义和工农革命军先后攻占茶陵和遂川县城,使国民党江西当局受到很大震惊,于是发动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
  一九二八年初,赣军第二十七师杨如轩部以一个团和一个营进攻万安,又以一个营进占宁冈东部的新城,那是宁冈的县城,也是井冈山北出的大门,自然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构成严重的威胁。
  毛泽东在遂川时,召开了前委和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总结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农军的经验,提出“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作战原则。当得知赣军一个营进驻宁冈新城后,他在二月四日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从遂川赶回井冈山。前委经过讨论,乘赣军以为工农革命军主力仍在遂川而疏于戒备的机会,制定利用晨雾发动袭击、围三阙一、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二月十八日,经过数小时激战,攻占宁冈县城,全歼守军一个营和宁冈县靖卫团,俘虏近三百人,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第一次“进剿”。
  这是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对国民党正规军的第一个歼灭战。俘虏那么多国民党正规军,这对工农革命军是个过去没有经验的新问题。当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把俘虏押回宁冈砻市时,途中出现过打骂俘虏、搜俘虏腰包等行为。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立刻提出优待俘虏的政策。他向广大指战员说明,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士兵是被作为壮丁抓来的穷人,不应该打骂他们,而要进行说服,教育他们反戈一击。而且明确宣布:工农革命军不杀、不打、不骂俘虏,不搜俘虏腰包,对伤病俘虏给以治疗;经过教育、治疗后留去自由,留者开欢迎会做革命军战士,去者开欢送会并发路费。优待俘虏的事实,戳穿了国民党散布的“共匪见人就杀”的宣传。赣军的《九师旬刊》上,对这种做法发出了“毒矣哉”的惊叹!
  随着茶陵、遂川、宁冈等县先后建立起县工农兵政府,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问题也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没有健全的政权,便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得不到群众的全力支持和人力物力的援助,这样的军事行动便会成为流寇式的行动。毛泽东对建立和健全政权这个问题,是看得很重,抓得很坚决的。他的做法,还是先从一个点取得具体经验做起。攻克茶陵时,他因伤没有随军入城。一九二八年一月攻克遂川后,在他指导下,由中共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起草的《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三十条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上通过,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政纲》规定:“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召集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并选举正式人民委员会,为全县执掌政权的机关”;“凡地主、祠庙、公共机关的田地、山林和一切附属”,分给“贫苦人民和退伍兵士耕种使用”;“工农平民从前的欠债、欠租、欠税、欠捐,一律停止偿还和缴纳”;等等。这个“临时政纲”集中反映了当地劳动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成为井冈山以至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蓝本。当然,这个最初的临时政纲也有它的缺点,如把资本家同地主、土豪劣绅、反动政府官吏等列在一起,“一概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还规定“凡土豪劣绅、奸商、反动派,准许工农平民就地自由捕捉,并烧毁他们的房屋”等。这些还需要在以后的实践中继续探索,才能一步步完善起来。
  这样,到一九二八年二月,工农革命军由不足一个团发展为一师两个团,并且同当地农民运动紧密结合,摧毁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的旧政权,建立起新的工农政权以及赤卫队、游击队。土地改革开始了试点,取得初步经验,但尚未普遍展开。一个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初步矗立起来,打开了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沔渡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中共红四军第三次代表大会。当年参加过会议的二十九团一连士兵委员会负责人李步云曾这样写道:“开会的大约有100多人,过去都是在会前选出大会主席。这次有人提名龚楚,结果被通过。大会开始,全体起立,高唱国际歌,首先请朱德讲话。”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取得蓬勃发展的时候,三月初,中共湘南特委的代表周鲁来到井冈山,贯彻中央的“左”倾盲动政策。
  为什么湘南特委的代表能够到主要位于江西境内的井冈山来发号施令呢?这同当时的特殊环境有关。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同中共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都有联系。但边界秋收起义是湖南省委组织的,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也是湖南省委任命的,这些历史原因加上当时的交通条件使毛泽东一直主要向湖南省委报告和请示工作。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春,湖南省委多次遭到严重破坏。于是,对井冈山的指导责任就落到湘南特委身上。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共中央决定湘东特委和赣西南特委“合并归湘南指挥”⑧。
  周鲁是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他到井冈山后,根据中共中央上年十一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十二月三十一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取消以他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的师委,以何挺颖为书记。这样,使毛泽东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这对毛泽东自然是极为严重的打击,但他的革命意志没有一点动摇,积极地担当起师长的职务。他在队前向指战员讲话: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可是中国有句俗语,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大家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湘南特委代表命令他将部队开向湘南,配合湘南暴动。毛泽东把队伍带到湖南酃县中村(在井冈山边沿地区),停下来整训,搞土改试点。尽管如此,井冈山中心区域宁冈仍因主力外出而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一个多月,遭受很大损失。
  这种挫折只是暂时的。当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驻军酃县中村时,两件使人兴奋的消息传来了:一件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文件,澄清了将毛泽东“开除党籍”的误传,扫除原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一片阴影,毛泽东又可以在部队中发挥领导作用了;另一件是得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取得巨大成功后遭到强大敌军追击,正向井冈山方向撤退。
  毛泽东立刻派袁文才、何长工率第二团西进资兴,接应从郴县撤出的湘南农军;自己率第一团在桂东、汝城方向阻击国民党追击部队。四月二十日,他同团长张子清又指挥第一团占领酃县县城并在城西阻击追敌,掩护朱德部撤退。
  四月二十四日前后,毛泽东率第一团返回宁冈砻市,同先两天到达砻市的朱德、陈毅的部队会合。这时,朱德四十二岁,毛泽东三十四岁,从此开始了他们长时期密切合作的战斗生涯。毛泽东见到朱德时说:“这次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竟没有整倒你们!”朱德说:“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们的掩护。”接着,他们在龙江书院举行两部营以上干部会,确定将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各项决定,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教导大队队长,共辖六个团。在中共第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第四军军委,毛泽东当选为书记。在由湘南郴州、耒阳等县农民编成的第三十、三十三两个团开回湘南后把军以下的师的番号撤销,由军部直辖四个团,那就是:由南昌起义军全部组成的第二十八团,由湘南宜章农民军组成的第二十九团,由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组成的第三十一团,由袁、王部队组成的第三十二团,兵力从原来的一千多人增加到六千多人,其中的主力是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六月,按中共中央规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朱毛红军的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是以具有很强战斗力的北伐劲旅叶挺独立团为基础形成的,有两千多人、近千支枪,训练严格,装备齐整,作战有经验。他们的到来,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力。
  在朱毛会师时,湘军第八军第一师占领了茶陵、酃县,赣军第二十七师占领了永新、吉安、遂川等地。四月下旬,赣军第二十七师的两个团从永新、遂川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进剿”。
  毛泽东主持召开第四军军委会议,决定采取“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集中力量击破战斗力较弱的赣军。月底,朱德和王尔琢按计划率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先在遂川五斗江击溃赣军一个团,乘胜追击,在永新城附近又击溃赣军另一个团的一个营,一举攻占永新县城,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进剿”。
  毛泽东进驻永新城后,在五月二日以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名义向江西省委和中共中央写报告,汇报朱毛两部会师后的组织状况和打退赣军第二次“进剿”、缴获三百支枪的胜利。报告说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所以不直下吉安者,因采取对内对外都使深入的策略”:对内加强军队和党的建设,对外帮助地方发动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并建议成立湘赣边界特委。⑨中共中央六月四日写了回信,赞同这个方针,并确定成立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同时和湖南、江西两个省委发生密切关系。由于交通不便,这封信直至十一月才送到。
  在从永新撤回井冈山的路上,毛泽东和陈毅边走边谈地交谈了一天。毛泽东讲了他这个时期一直在思考的一些大问题,他讲到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谈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历史作用和陈独秀的错误;详细说明了对当前党内思想尚不统一的诸多问题的看法;描述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工农政权的构想;并指出陈毅他们在湘南站不住脚的原因是地处交通要道,敌人过于强大;还指出现在从上到下都很“左”、很危险。这些论述深深打动了陈毅的心,使他对毛泽东十分钦佩。
  五月四日,在宁冈砻市举行朱毛两军会师的庆祝大会。毛泽东讲话祝贺两军会师胜利,并代表第四军军委宣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全军每个指战员认真执行。
  毛泽东、朱德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斗争,长时期内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要求重在斗智,而不能单靠斗力。毛泽东把这十六字诀称为“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它正是从敌强我弱这一特点出发,趋利避害,避实击虚,灵活机动,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从而逐步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人民军队后来的战略战术,就是由它发展起来的。
  在这一军事原则的指导下,他们又接连打退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两次“进剿”。一次是五月中旬。赣军五个团在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率领下再占永新,向宁冈进攻。朱德、王尔琢率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在草市坳全歼赣军第七十九团,乘胜奔袭,在当天正午第二次收复永新城,杨如轩带伤逃回吉安。工农革命军缴获迫击炮七门、山炮二门、光洋二十余担,粉碎了赣军对井冈山的第三次“进剿”。另一次是六月下旬。这次国民党军队“进剿”的规模更大。赣军改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部为主力,杨如轩为前线总指挥,以五个团占领永新。湘军吴尚部也出动三个团向酃县、茶陵逼近,配合赣军的进攻。红四军以小部钳制湘军,集中主力打击赣军。在朱德和陈毅、王尔琢分别率领下,六月二十三日红四军在新、老七溪岭和龙源口歼灭赣军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缴枪千余支,第三次占领永新城,击破了赣军的第四次“进剿”。根据地军民兴高采烈,奔走相告:“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
  三下永新城,打破江西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三次“进剿”,是朱毛红军会师后取得的巨大胜利。谭震林回忆道:“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部队大了,我们有力量打下永新。当然,在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占领了宁冈县城。那时不敢走远,因为国民党来上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可是朱毛会师后力量就大了,所以一打永新,二打永新,尤其是七溪岭打了一仗。这样就把江西来的三个师打败了。”⑩朱德也说过:“三打永新消灭了朱培德的主力。朱培德的主力被打垮了,国民党其他军队就不敢配合了。三打永新是一个关键,是根据地发展和红军发展的关键,与后来红军取得胜利有关。”⑾
  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县各一小部分,遂川县北部,酃县东南部,割据区域的面积达七千二百多平方公里,共有五十多万人。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里的话来说:“是为边界全盛时期。”
  边界全盛时期内,在毛泽东领导下,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都有很大发展,以分田为中心内容的土地改革在边界范围内全面展开。没有这些,便没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可言。
  自从三月间湘南特委代表强行取消前委以后,边界各县的党组织顿时失去中心,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这种状况,给边界工作带来极大损害。为此,毛泽东多次提出组织边界特委的要求。当工农革命军粉碎赣军对井冈山的第三次“进剿”时,经中共江西省委同意,五月二十日在宁冈茅坪由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总结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批评右倾悲观思想,反对逃跑主义,重申建设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提出深入土地革命,加强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的任务,初步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不能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大会经过讨论,统一了思想,坚定了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决心和信心。
  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中共红四军军委书记由陈毅接任。为了统一领导边界各县工农兵政府,在宁冈茅坪建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设土地、军事、财政、司法四个部和工农运动、青年、妇女三个委员会,使工作全面展开。边界各县、区、乡工农兵政府都成立土地委员会小组,领导土地革命。
  领导土地革命,在边界特委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中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湘赣边界更是交通阻塞的农业区域,居民几乎都是农民。这里的土地,大半在地主手里。向地主租种土地的农民,每年要把收获量的一半以上缴给地主,还要受其他种种压迫和剥削。获得土地,是贫苦农民最强烈的渴望。在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军事斗争和土地革命是分不开的。没有胜利发展的军事斗争,不能保障农民获得和占有土地,而没有土地革命,不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军事斗争也不可能得到广大农民的真心实意的支持,难以坚持下去,只会归于失败。红军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革命根据地所以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和扩大,它们的力量源泉就在于取得人数众多的农民的这种由衷支持。
  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地区的最初阶段,发动群众的主要内容,是在进行革命宣传工作的基础上带领群众打土豪,分浮财。但单单这样做,显然是不够的。
  毛泽东对土地改革的工作早已做了多方面的准备。他通过在宁冈、永新等地的社会调查,得知湘赣边界土地占有情况极不合理。三月中旬至四月上旬,他以湖南省委讨论过的《土地纲领》草案为依据,在湖南酃县中村和桂东沙田进行过土地制度改革的试点,通过访贫问苦和诉苦会、斗争会发动群众,然后插牌分田。这是边界最早分田的地方。经过实践中的摸索,毛泽东把《土地纲领》草案中“分配土地以区为单位”改为基本以乡为单位;把按照“工作能力”和“消费量”分配土地改为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被分配掉的地主也给以生活出路。虽然工农革命军在中村和沙田停留的时间不长,同朱德率领的部队会合后又向宁冈转移,这里的分田成果没有能巩固下来,但这些试点经验,为以后边界土改的全面铺开创造了条件。
  五月至七月,当湘赣边界割据进入全盛时期时,在边界各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分田高潮。五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政策,把它看作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基本条件之一。毛泽东从红四军中抽调大批干部到各县、区、乡,发动群众,指导分田。六月十五日,湖南省委代表给省委的报告中描述边界土地革命开展的实际状况说:“现在宁冈的土地已快分清楚,永新的也分了一部分。分配的方法,多以乡苏维埃为单位,由区苏维埃派人协同乡苏维埃将全乡每家土地、人口调查清楚(如少报土地的,查出后,即取消其分田的权利),再由乡苏维埃将人口、土地统计,看每家分多少,乃根据他原有的田数定其应出进多少。分定后出一榜,又依榜到各田去插一牌子,即归其正式营业。”“照他们这种方法,每人可分谷八担,大小人口一样的多。”⑿
  毛泽东领导井冈山地区的土地革命,带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社会大变动。它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连永新县有些出家多年的尼姑也下山嫁人分了地。广大贫苦农民从分得土地这个活生生的事实中,看清了红军确实是为他们的利益奋斗的,就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永新在井冈山地区各县中,人口多,经济发达,有兵源,有粮食,有给养,又有宁冈作为后方。毛泽东决心抢在国民党军队反攻前,争取以一个月时间把永新根据地建设起来。他在军中抽调出大批干部和遂川、茶陵、酃县的负责人集中在永新一县加紧工作。他对湖南省委刚派去工作的杨克敏说:“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最短的期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以应付敌人下次的‘会剿’。”⒀
  毛泽东自己也三次到永新县西乡的塘边村,先后住了四十多天,调查研究,领导分田,并总结了塘边的分田经验,制订了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那时,贺子珍正在塘边工作,对毛泽东由敬佩而逐渐产生爱慕。毛泽东告诉她,自己结过婚,有三个孩子,留在湖南老家,现在杳无音讯。两人在塘边村结为伴侣。
  对建设根据地的问题,毛泽东一直把它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粟裕回忆道:“毛泽东同志很注意对部队进行建立根据地思想的教育。他常说,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民的屁股。毛泽东同志深入浅出的比喻,很有说服力。”⒁
  在边界的全盛时期,党、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都有很大发展。毛泽东总结道:当时边界党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⒂由于政策得当,加上地形有利,湘赣两省“进剿”军又不尽一致,才有了四月至七月的各次胜利。

这次会议是红四军建军初期一次没有毛泽东出席的会议,也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教训的会议。它没有达到制止二十九团冒进湘南的目的,从而造成了根据地的“八月失败”。但这次会议对全军指战员随后深刻认识到“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性和远离根据地的危险,奠定毛泽东在红四军的领导地位起了一定的作用。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生气勃勃地进入全盛时期时,一个沉重的打击突然到来,那就是在中共湖南省委错误指导下导致的“八月失败”。
  湖南省委经多次破坏后,到一九二八年四月间工作渐趋正常。五月,省委机关由湘潭迁到安源,安源到宁冈只有四五天路程,同井冈山的联系便更加密切起来。省委曾先后派湘东特委委员袁德生、醴陵县委书记杜修经等为巡视员,多次来到井冈山。
  湖南省委对井冈山发出的指示,最初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他们在五月间给毛泽东、朱德等的信中,强调目前应该积极的,是更加深入湘赣边界的斗争,造成群众割据,“应以宁冈做军事大本营”。这些主张,毛泽东表示同意。他在六月十六日以边界特委名义给湘、赣两省委转中共中央的信中,再次申述坚持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三条理由:“A、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B、党在此间是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C、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但湖南省委到六月十九日的信中却提出:“以后四军须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与湘南工农暴动相一致,进而造成湘南割据,实现中央所指示的割据赣边及湘粤大道计划。”⒃同月二十六日,又致信边界特委:“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并致信四军军委:“希望毫不犹豫的立即执行。”规定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四军和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以毛泽东为书记;派杜修经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⒄
  湖南省委这个指示,使毛泽东十分为难。三月间,他已有过奉湘南特委之命进军湘南而使井冈山根据地遭受损失的惨痛教训。现在,统治阶级正处在暂时稳定时期,湖南的国民党兵力又比江西强得多,向湘南进军显然十分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对上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但他这时已对事情看得很清楚了,决心力持异议。
  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进行讨论,杜修经、袁德胜也参加了。会议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
  会后,毛泽东在七月四日代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写了报告,陈述作出这个决定的六条理由:一、红四军正根据中央和湖南省委批准的计划,建设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根据地,洗刷“近于流寇”的“遗毒”,永新、宁冈二县群众已普遍起来,不宜轻率变动。二、“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省冲击,反转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三、“宁冈能成为军事大本营者,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四、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这都是因为“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的缘故。因此,我们全力在永新、宁冈工作,建设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求得巩固的基础,这“绝非保守观念”。五、湘南各县经济破产,土豪打尽。四军此刻到湘南去,经济困难绝不可能解决。六、“伤兵增到五百,欲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不去又不可能,此亦最大困难问题之一”。这六条不能冒进湘南的理由,总结了以往全国暴动的经验教训,对情况分析得实实在在,把道理讲得十分透彻。他最后写道:“上项意见,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是为至祷!”⒅
  七月中旬,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发动第一次“会剿”,红四军分两路反击。湖南省委巡视员不顾永新联席会议的决议,一味坚持要执行省委的命令,乘红二十八、二十九团占领湖南酃县、毛泽东等远在江西永新的机会,附和红二十九团(成分主要是湘南宜章县的农民)不习惯过山上的艰苦生活、想回家乡的情绪,把大队拉向湘南,军委做工作也阻止不住。毛泽东在永新从陈毅信中得到这个消息,非常着急,立刻给陈毅等回信,派茶陵县委书记江华带队火速送去。这封信要求红军大部队按永新联席会议决议行事,断然停止去湘南的行动,因为“敌人太强大,去了必然失败”。⒆干部会讨论了毛泽东的信,第二天往回走。但到了湘赣交界的沔渡时,第二十九团官兵硬是不过河,有的撂下枪,声言不回湘南就不干了。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十八团也被迫跟着南下。
  红四军这两个团到湘南后,攻打郴州先胜后败,第二十九团士兵便不听指挥,自行散回家乡。一个原来有相当战斗力的团只余下约二百人,编入第二十八团。这件事说明,要把农民武装改造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这个团溃散后,第二十八团撤到桂东。
  毛泽东正在永新领导军民以游击战术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十一个团近一个月。八月中旬,他又抵制了中共湖南省委代表送来的要求红四军向湘东发展的《补充指示》。接着,得知红四军大队在湘南失败,他立刻决定以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和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自己率领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到湘南迎回第二十八团。
  国民党军队乘红四军主力远离的机会发动猛攻,侵占边界各县城和平原地区,焚烧房屋,屠杀人民,湘赣边界遭受严重摧残。杨克敏在不久后写的一个综合报告中说:“这个时期要算是边界极倒霉的时期,割据的区域,只有井冈一块地方,宁冈也丧失了,山上是我们的势力,山下则为敌人的势力。土豪劣绅乘机报复,残杀焚烧,逼债收租,一时闹得乌烟瘴气。恰恰那时割禾了,我们分了田的地方,到此时农民要收获的时候,忽然失败了,分了的田都不能算数,真是无可奈何。当时有一句口号:‘农民分田,地主割谷’,真是太不值得。我们别的军事上政治上的失败都不算事。只有分了田而农民收不到谷,才是真真的大失败呢!”⒇这次惨痛的教训,史称“八月失败”。

永新联席会议和杜修经的到来

本文由现代文学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  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落脚